道教文化与王屋山
赵铁信
中国的道教文化大约在东汉初年与佛教文化同时活跃在中国大地，有着1800余年的悠久历史。道教文化、佛教文化、儒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和核心内容。这三大文化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虽然在某些时候也曾发生过一些碰撞，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它们一直是三足鼎立、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和谐发展、和平共处。这三大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文化财富，也是人类文明的优秀文化成果。过去学术界对儒家文化颇为重视，研究很深入，但对佛教文化研究较少，对道教文化的重视程度和研究力度很不到位。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宗教学家任继愈先生曾明确强调指出：“事实表明，道教典籍中可供发掘的东西非常丰富，其重要性决不下于佛教，甚至更重要”（《中国道教史》序言）。佛教是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从印度传入中国的外来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沃土，已成为中国化的佛教，一直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而道教则是产生和生长于中国本土、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和深厚民族文化基因的、独树一帜的宗教文化。因此，鲁迅先生强调指出：“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1800余年来，道教文化同儒教、佛教文化一起推动着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断、奔腾向前、不断丰富和发展。因此，我们谈中华文化任何时候都不能不谈道教文化。
中国的道教文化，一直构筑在中国丰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之上，仰观天文，俯察地理，采自然之灵气，纳天地之精华，除存活于人们心目中之外，多存活在名山大川。如：江西的三清山、龙虎山、江苏的茅山、四川的青城山、湖北的武当山、陕西的华山、安徽的齐云山、河南的王屋山等等。这些道教名山已成为中国的道教圣地和海内外游客络绎不绝的旅游景点。但对王屋山这样的道教名山宣传还不够，尚未形成真正的朝圣之地和旅游景点。国内外不少人还不知道王屋山是名副其实的道教名山。但大家都知道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太行、王屋二山。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七大上的闭幕词是《愚公移山》。“文化大革命”中将毛泽东同志的三篇文章《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作为“老三篇”叫人熟读和背诵，所以愚公移山的故事才那样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广大人民群众才知道有座王屋山。但也仅仅如此，不要说对王屋山的道教文化，就是对王屋山的其他著名的神话传说，如黄帝设坛祭天，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伏羲画八卦，神农尝百草，后羿射日，夸父追日，鲧禹治水等等也所知甚少。其根本原因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和文化、旅游部门对王屋山的道教文化认识不够，重视不够，宣传不够。
王屋山在河南省济源市西北，是神话大山、文化宝山和道教名山，是中国十大洞天的第一洞天，四季常青，郁郁葱葱，人间仙境，巍巍壮观。王屋山是一部中国古代创世社会的百科全书和道教博物馆，是济源一张大名片和夺目的亮点。王屋山一位女讲解员自豪的同我们说到：“王屋山是女娲补过的天，愚公移过的山，大禹治过的水，黄帝走过的路”。这座文化大山的文化宝藏越挖越多，你开采千百年也永远不会枯竭。
王屋山的道教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博大精深，是中国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道教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光辉篇章。
传说，在春秋时道教学说的创始人老子曾隐居于王屋山悟道，而后写出千古名著《道德经》。王屋山上的老子祠就是老子的隐居之处。继老子之后到王屋山隐居悟道者比比皆是。战国时道家方士列御寇曾云游王屋山，搜集众多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所著《列子》一书，成为道教传世之作。东汉的高道、学者魏伯阳曾在王屋山炼丹修身，著有《周易参同契》，成为道教的经典之作。魏晋时期道教医学家、炼丹家葛洪曾长期在王屋山炼丹修道，著有《抱朴子内篇》一书。他热爱王屋山，推崇王屋山，称王屋山是“正神在其中”。著名女道士魏华存也曾长期在王屋山读书修道，著有《黄庭经》，成为道教养生修炼的名著。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信奉道教，倍加喜爱《黄庭经》，曾为道士们书写《黄庭经》换取白鹅，成为书林佳话。
唐代是王屋山道教文化得以长足发展的高峰。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最为强盛的时期，中华文化气象万千，生机盎然，百花盛开，姹紫嫣红，其中道教文化得到全面的发展繁荣。在唐朝289年的统治中，道教倍受扶植和推崇。道教地位遥遥领先处于儒教和佛教之上。李唐王朝利用老子姓李、尊奉老子为唐王室之祖先，宣称自己是神仙后裔，据此以制造“君权神受”之舆论。因此尊老子为“圣祖”，自称是老子的“圣裔”，以信仰老子为上，以崇奉老子为荣，还把《老子》一书，尊为《道德真经》，成为道教的首经。唐高宗时还将《道德经》列入国家科举考试的正式科目，位次排在《论语》等儒家经典之前。这样，道教不仅成为皇室家族的宗教，而且正式成为国家的宗教，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道教文化在唐朝得以天时、地利和人和，遇到一个难得的发展机遇期。唐玄宗时是中国道教最盛行的时期。唐玄宗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崇奉道教的皇帝，在其40余年的帝王统治中，开创了道教文化的新局面，以极大力度把道教推向全面发展。他特别重视道教，优待礼遇道教宗师，多次召见高道司马承桢、李含光等人进宫，询问道法，封官赐物，下诏建立道观。因此，道教、道士的社会地位得以极大提高。许多公主、嫔妃也纷纷入道为女冠，接受道号。唐明皇有两个妹妹入道，号金仙和玉真公主。杨贵妃也曾一度为太真宫女道士，号太真。当时还有不少文武大臣，皇亲国戚纷纷将自家宅院改为道观，为其皇帝崇道推波助澜。唐代最有名望的高道司马承桢就是在皇帝的大力支持下入主王屋山修建道观的。司马承桢是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第四代宗师，武则天、唐玄宗都召见过他。唐玄宗命他在王屋山“自选形胜之地，建阳台观以居之”。开元15年（727年）唐玄宗命其胞妹玉真公主入王屋山阳台观跟司马承桢学道，一时轰动朝野。司马承桢入主王屋山后修建了云台观，紫微宫，清虚宫，灵都观等等道观。司马承桢还把天下道教的名山大川命名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提出了“洞天福地”学说。他将王屋山命名为“天下第一洞天”，从此王屋山名声大震。司马承桢在王屋山一边搞道观的硬件建设，一边著书立说，他撰写出了《修道密旨》、《修生养气决》、《天隐子》、《通体论》、《上清天宫地府经》等等，成为道教的一代宗师。自从他入主王屋山后，李含光、玉真公主、薛季昌、焦守静、谢自然、张果老等等高道名家都来王屋山修道。张果老到王屋山修道成为八仙之一，玉真公主在王屋山曾建了灵都观。唐代的王屋山道观林立，道教名家灿若群星，香客如流，文人墨客流连忘返，已成为全国道教文化的活动中心、研究中心、传承基地。因此有人说，“开谈不说王屋山，虽讲道教也枉然”。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个崇道的朝代。特别是北宋的皇帝宋太宗、宋真宗、宋徽宗等等一贯崇奉道教，并在全国大力扶植和推行道教。北宋高道贺兰栖真率其弟子长时间在王屋山，居奉仙观，悟道讲学。贺兰栖真德高望重，活到103岁，在王屋山传道影响深远。金元时代道教兴盛，特别是金代道士王重阳创立的道教全真派异军突起，在全国形成一个最大、最有影响力的新教派。金元以来，它一直是与正一派对峙而至今的道教两大流派之一。王重阳的大弟子丘处机是全真派大发展的关键人物。其主要历史贡献是在金元交战之际曾率领十八弟子北上谒见成吉思汗，以儒道忠孝仁义之理，劝其戒杀而治天下，即“一言止杀”，从而减少了对中原人民的重大残杀，建立了汗马功劳。因此，“天下立七十二长春观”以纪念其伟大功绩。王屋山的柏林长春观就是全国七十二长春观的第一观。丘处机曾在这里的长春观居住，在灵都观悟道，给王屋山增添了光彩。纵观王屋山的道教文化其突出亮点就是“一大洞天（天下第一洞天）、二大高峰（唐代和金元）、三大国师（唐代的司马承祯，宋代的贺兰栖真、金元的丘处机）”。
自唐以降，特别是到到明、清王屋山的道教文化随同中国道教文化的发展时兴时衰，时而高潮，时而低谷，王屋山的文化地位也时升时降，但其道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未间断过。千余年来，中国道教文化发展兴衰的整个历史过程在王屋山都得到反映，它是中国道教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和一面镜子。王屋山有着优美的自然风光、数百个道观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它永远是巍巍高山，道教名山、神话大山，永远屹立在中原大地和中外人民的心中。
（本文是作者近日为河南济源市第二届王屋山道学文化研讨会提交的论文；本文作者为研究员、文艺评论家、中国大众文学学会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