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又称汉语经典系佛教或汉地佛教，是指在中国汉地用汉语传教的佛教体系，汉传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公元1世纪，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在随后的十多个世纪中，佛教克服了中印两国语言、文化的差异，消弭了中国本土宗教的排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派系，汉传佛教的发展历程了四个阶段。

 

 

 

 

被国务院确立为汉传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的广济寺

 

 

 

 

 

初传时期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历来说法不一。据《魏书·释老志》记载： “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今巾亚南部）王伊存口授《浮屠经》。 意思是说，汉哀帝年间，秦景宪在大月氏时，蒙国王伊存亲授《浮屠经》，有人认为这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始。但更多的人则倾向于佛教于东汉年问传入的说法。据《后汉书》记载：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的一天晚上，汉明帝做梦梦见了一个金光闪闪的人在殿前飞翔，第二天，汉明帝询问群臣，太史傅毅告诉汉明帝：我听说西方天竺（印度）有一位得道的神，号称佛，能够飞身于虚空中，全身环绕着日光，您梦见的大概就是佛吧！汉明帝对傅毅的话很感兴趣，于是便派羽林郎中秦景、蔡情、博士弟子王遵等13人出使西域。三年后，使团从西域请来了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位僧人，并带回了佛像和经书，汉明帝随即在洛阳建立了白马寺，将佛像、经书放置寺中，这是中国第一座寺庙的由来。此后，摄摩腾和竺法兰又将他们带来的佛教经书翻译为汉文，中国第一部佛经《四十二章经》就此成书。当时，人们大多认为佛教属于神仙方术，佛教主要传播的地区只局限在长安、洛阳、徐州一带。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时期，天竺、安息（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康居（今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译经工作。月氏后裔支谦和康居人康僧会前往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当时的译经和佛教教义的宣传工作，为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两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更多人开始在宗教中寻找精神安慰。在统治阶级的推动下，佛教逐渐传播到了中国各地。尤其在南朝，历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更是自称“三宝奴”，不仅建立了大批寺庙，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还曾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北朝虽然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对佛教还是比较扶植的。比如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营造了龙门石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以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比较著名。此时，中国也有一批佛教信徒去印度游学，如法显、智猛、宋云、惠生都曾去北印度巡礼，带回了大批佛经，并进行翻译，许多重要的佛教著述先后问世，研究佛教的风气成为一时之盛。

 

隋唐时期

    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改变了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下令修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被破坏的寺院，允许百姓出家，并在首都长安选聘著名学者从事佛学研究与宣讲。隋炀帝即位之前，就在扬州建立了慧日、法云二佛寺和玉清、金洞二道观四大道场。他即位后，又在全国广建佛寺，并在洛阳上林苑设立译经馆，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公元645年），玄奘自印度求法回国，朝廷为他设立了大型译场，让他主持进行译经、宣化工作，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武则天统治时期，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起兵反唐，百姓多逃至寺院避难，寺院也趁机扩张势力，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寺院经济。直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发起了大规模的禁佛运动，给佛教以很大打击。

    隋唐两代，译经工作大多由国家主持，译经的数量和规模都远超前代。不仅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前往印度游学。这一时期，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以往，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都已经传入中国，这为建立中国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八个佛教宗派先后建立，分别是天台宗、三论宗、唯识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律宗、密宗，后人称之为“八大宗派”，它们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佛教理论日益成熟，已经脱胎于印度佛教而自成一体。随着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中国佛教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在宗教、文化上的联系。

    除了佛教宗派的成立，隋唐的佛教艺术更是繁荣昌盛。佛教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

 

宋代以后

    北宋初期，改变了五代后周排斥佛教的态度，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这时，西域、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译经规模超过了唐代，但成就稍逊。在佛教宗派中，以禅宗中的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宋徽宗时（公元1101～1125年），由于他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使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时期，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的限制，佛教除禅宗、净土宗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由于禅宗提倡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而净土宗强调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故能绵延相续，长远流传。

    佛教中国本土化在隋唐时期已初步完成，而儒、释、道三教的合流则在两宋时期。宋代中叶，一些儒家学者以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为武器，纷纷著书立说对佛教进行评判，欧阳修的《本论》、石介的《怪说》、孙复的《儒辱》就是其中的代表。面对儒家学者的排斥，佛教则主张三教合一，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契嵩，他在著作《辅教篇》中指出儒、佛二道都是教人为善，并没有本质的不同，而且，佛教不只在理论接近儒家，在僧人的修养和生活中对儒学也有所借鉴。此时，经过几次灭佛的打击，中国佛教僧人为了生存与复兴，逐渐抛弃了印度原始佛教的烙印，而开始向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靠拢，竭力变出世为入世，努力向朝廷与帝王示好，在生活作风上则开始学习士大夫的生活方式与作风，以求儒家学者的接纳。经过僧众的诸多努力，儒家学者加深了对佛教的接触与理解，并在吸收佛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宋代的新儒学——程朱理学。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则加以排挤，汉传佛教各大宗派的发展因而受到限制，各宗派在元代继续融合，逐渐走向世俗。

    明朝建立后，废除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特权，致力于对汉传佛教的整肃工作。明太祖时期，制定了严密的僧官、考试等制度，主要内容是将僧官分为中央与地方两大系统，并将全国的僧尼编录成“周知板册”，借此来净化僧尼队伍。对于僧尼管理，朝廷则每三年举行一次考试，成绩合格者才能被授予僧人资格。明代末年，社会动荡，大量难民流往寺院，佛教开始出现复兴的气象。这时，禅宗临济宗的云栖袜宏、紫柏真可、憨山德清和天台宗的藕益智旭四僧，进一步融合各宗思想，主张三教合一，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平民的信仰，号称为“明末四大高僧”。

　　清代初年，政府为了笼络蒙古和西藏，颇为尊崇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则沿袭明代制度进行管理，对僧人和寺庙的管理更为严格，佛教日益衰败。尤其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力衰微，佛教更是一蹶不振。直至近代以后，佛教在家弟子的势力逐渐崛起，居士佛教逐渐成为佛教的主力。如彭绍声、杨文会等人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了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方向。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开始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峨眉山大佛禅院

 

　　

　　

　　

　　

　　

　　

　　

　　

　　

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是指起始于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都长安（今天的西安）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古代路上商业贸易路线。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

它也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它的最初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最早在19世纪70年代将之命名为“丝绸之路”后，即被广泛接受。（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的表述)

    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大陆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汉武帝时张骞首次开拓丝路和东汉时的班超经营西域并再次打通延伸了丝路，以及罗马人征服叙利亚的塞琉西帝国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后，罗马人通过安息帝国、贵霜帝国和阿克苏姆帝国取得中国的丝绸。西汉时期由张骞首次打通的的丝路，被称为“凿空之旅”，西汉末年，在匈奴的袭扰下，丝绸之路中断。公元73年，东汉时的班超又重新打通隔绝58年西域。并将这条路线首次打通延伸到了欧洲，到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也首次顺着丝路来到当时东汉洛阳。这不但是欧洲和中国的首次交往，也是21世纪初完整的丝绸之路路线。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中国的丝绸最具代表性，“丝绸之路”因此得名。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还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如，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永平求法的佛教东渡，西天取经的玄奘，他们的一些故事都与这条路有关。

    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因此，希腊、罗马人称中国为赛里斯国，称中国人为赛里斯人。所谓“赛里斯”即“丝绸”之意。19世纪末，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将行走的这条东西大道誉为“丝绸之路”。德国人胡特森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成专著《丝路》。从此，丝绸之路这一称谓得到世界的承认。丝绸之路，概括地讲，是自古以来，从东亚开始，经中亚，西亚进而联结欧洲及北非的这条东西方交通线路的总称。丝绸之路，在世界史上有重大的意义。这是亚欧大陆的交通动脉，是中国、印度、希腊三种主要文化的交汇的桥梁。

 

 

 

 

 

 

所经路线

①北线由长安（东汉时往东延伸至洛阳）、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越六盘山固原和海原，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路程较短，沿途供给条件差，是早期的路线。

②南线由长安（东汉时由洛阳）沿渭河过陇关、上邽（今天水）、狄道（今临洮）、枹罕（今河州），由永靖渡黄河，穿西宁，越大斗拔谷（今偏都口）至张掖。

③中线与南线在上邽分道，过陇山，至金城郡（今兰州），渡黄河，溯庄浪河，翻乌鞘岭至姑臧。南线补给条件虽好，但绕道较长，因此中线后来成为主要干线。

南北中三线会合后，由张掖经酒泉、瓜州至敦煌。中段。敦煌至葱岭（今帕米尔高原）或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的江布尔城）。

自玉门关、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黑海、咸海间）。北道上有两条重要岔道：一是由焉耆西南行，穿塔克拉玛干沙漠至南道的于 阗；一是从龟兹（今库车）西行过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翻拔达岭（别垒里山口），经赤谷城（乌孙首府），西行至怛罗斯。由于南北两道穿行在白龙堆、哈拉顺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条件恶劣，道路艰难。东汉时在北道之北另开一道，隋唐时成为一条重要通道，称新北道。原来的汉北道改称中道。新北道由敦煌西北行，经伊吾（哈密）、蒲类海（今巴里坤湖）、北庭（吉木萨尔）、轮台（半泉）、弓月城（霍城）、砕叶（托克玛克）至怛罗斯。西段。葱岭（或怛罗斯）至罗马。丝路西段涉及范围较广，包括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历史上的国家众多，民族关系复杂，因而路线常有变化，大体可分为南、中、北3道：

①南道由葱岭西行，越兴都库什山至阿富汗喀布尔后分两路，一西行至赫拉特，与经兰氏城而来的中道相会，再西行穿巴格达、大马士革，抵地中海东岸西顿或贝鲁特，由海路转至罗马；另一线从白沙瓦南下抵南亚。

②中道（汉北道）越葱岭至兰氏城西北行，一条与南道会，一条过德黑兰与南道会。

③北新道也分两支，一经钹汗（今费尔干纳）、康（今撒马尔罕）、安（今布哈拉）至木鹿与中道会西行；一经怛罗斯，沿锡尔河西北行，绕过咸海、里海北岸，至亚速海东岸的塔那，由水路转刻赤，抵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

海上丝路起于秦汉，兴于隋唐，盛于宋元，明初达到顶峰，明中叶因海禁而衰落。海上丝路的重要起点有番禺（后改称广州）、登州（今烟台）、扬州、明州泉州、刘家港等。同一朝代的海上丝路起点可能有两处乃至更多。规模最大的港口是广州和泉州。广州从秦汉直到唐宋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商港。明清实行海禁，广州又成为中国唯一对外开放的港口。泉州发端于唐，宋元时成为东方第1大港。

历代海上丝路，亦可分三大航线：

①东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朝鲜、日本。

②南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东南亚诸国。

③西洋航线由中国沿海港至南亚、阿拉伯和东非沿海诸国。

广州、泉州在唐、宋、元时，侨居的外商多达万人，乃至十万人以上。丝路意义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也是古代东西方最长的国际交通路线，它是丝路沿线多民族的共同创造，所以又称之为友谊之路。在丝路上起居间和转运作用的大宛国、康居国、印度人、安息国、阿拉伯国、西突厥国、身毒国等对中国丝绸的西运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为争夺丝路贸易权发生多次争斗，尤以波斯与东罗马之间的斗争最激烈。

    唐朝（7世纪）时在中国北方发现的西方传教士像东汉初期，佛教自于闻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侧之“丝绸之路”子孔道，全面传到西域各国。关于佛教传入西域地区，21世纪初尚有许多说法。但是国内外“学术界基本看法是：佛教早在公元前2世纪以后，晚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了”。据此，佛教公元前87年传入西域于阗以后，公元前60年至公元前10年左右自佛教圣地于阗向西或北方向传播到叶城、莎车、塔什库尔干、喀什、阿克苏、库车、焉首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北路各地和向东北方向传播到且末、若羌、米兰、楼兰等西域之“丝绸之路”南北路诸地是理所当然之事。除了佛教，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也随着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取得了很多人的信仰。并沿着丝绸之路的分支，传播到韩国、日本与其他亚洲国家。